如果说上述实践问题在一些西方国家是通过政治问题不审查[5]原则和宪法的司法审查机制来进行机构职权和专业领域的界分，那么在中国语境下，则需要发展更为精细的领域理论来解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统一行使宪法解释权和宪法监督权背景下，宪法功能的专业区分问题，特别是以争议解决为目的的宪法释义学理论建构问题。
[16]该案例的发展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其一，在民主政治运行机制中提出。这事实上关涉每种制度主义政治学流派都会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即个人和制度如何互动？如果假设制度塑造了人类行为，那么，现实中这种影响是如何实现的？是否所有政治制度都借此种方法实现？[47]这是直接关系制度权威性的一个问题。
宪法争议有时表现为立法冲突，即法律规范与宪法规范的冲突。[37]同前注[35], [英]约瑟夫·拉兹书，第104页。[29]在国家建设领域，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随时会诉诸宪法寻找制度建设的规范依据，形成通过宪法的制度化的制度建设逻辑。为快速回应改革的需求，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创新了权力行使的方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法定程序授权改革试点地区暂时停止适用部分法律规定，这种权力行使方式的创新，使得深化改革对法律规则灵活性的客观要求与法律稳定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为试点改革破除制度性障碍，构成了新时代实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新的制度设计。[49]坚持合宪性审查的谦抑性，凡是可以转换为合法性审查的，都按照合法性审查予以研究处理。
[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61]参见王国勤：《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话语建构：从哲学话语到政治话语》，载《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改革是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持续主题，改革是因应时代发展要求对制度体系的较大规模的调整，是积极国家建构的典型表现。
而在法律化实施过程中，则形成了主体多元、内外交错的宪法实施机制, [14]没有回答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可以同时进行宪法的政治实施和法律实施，如何对两种类型的实施加以选择和设定界限问题。（二）社会生活领域宪法价值的塑造宪法在国家制度建构中具有根本性和基础性，对制度的认同可以通过对宪法价值的认同实现。其三，根据宪法适用主体的制度角色进行划分，可以分为国家的民主建设、社会共识凝聚以及宪法冲突解决等领域。前者造成对中国特色宪法实施体制机制的误读，后者造成对具体宪法条文的专业解释不足，形成了宪法涵义的主动阐明与规范社会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6]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第2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09页。合宪性判断也不可避免涉及与司法中的合宪性解释的衔接问题，[60]从而实质上推进合宪性审查程序的发展。
[45]根据这一规定，近年来的宪法宣传教育活动日益多样化。从权力类型角度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同时拥有修宪权、宪法解释权、立法权、合宪性判断权。如为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草案说明在宪法说理部分指出法律援助工作有利于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使公民不论经济条件好坏、社会地位高低都能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15]雷磊：《规范、逻辑与法律论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3-214页。
[39]制度主义的或宪法社会学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社会实践视角，提示我们制度权威的获得还要考虑制度与社会的共生关系。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争议需要建构纠纷解决型的宪法审查机制，通过审查建议提出、审查建议筛选、立案、调查、审理、审查结论等程序环节，做出是否合宪的判断。[17]从公布的案例内容看，该审查是基于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期间委员提出的提案（提案第3891号）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联名议案，根据提案和议案办理的有关规定，具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承办。[46]社区中的宪法雕塑、宪法公园日益增多，公共空间的宪法文化符合日益增多。
由于需要进行宪法宣誓的主体众多，因此，在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或者国徽的场所，左手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右手举拳诵读宪法宣誓誓词，同时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仪式遍布中华大地。进入专题： 领域自觉 宪法实施 。
[32]（三）依据宪法精神和原则的制度化有些制度直接诉诸宪法精神和原则获得政治正当性。[23]案例描述了收容教育措施事实上已基本不再使用的现状，说明了审查后的制度变革情况。
将宪法中的概括性规定通过法律化的方式制度化，是宪法的根本法地位的实现方式，也是制度建构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依据。正如孟德斯鸠将司法从行政中分离出来从而建构了现代国家的分权结构一样，宪法争议解决也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实施宪法不可回避的领域。制度化功能与制度权威塑造功能既相互区别，又互相支持。当宪法适用主体可以穿梭于不同的社会领域，同时又承担从法律体系内部界定宪法涵义的任务时，需要有清晰的领域意识，形成有区别的价值目标、理论逻辑和具体方法，否则宪法作为法的规范功能可能被削弱。黑格尔在哲学领域首先提出了国家与社会的区分，马克思则进一步论证了国家与社会的唯物辩证关系。无论对于审查建议提出者还是合宪性审查职能履行者而言，都是一方面在实施民主政治履职行为，另一方面在以自己的方式推进宪法实施。
由于宪法的规范内容涵盖主权者认为至为重要的社会关系领域，不仅仅覆盖政治关系领域——国家的横向与纵向分权、人的主权者地位——还包涵丰富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领域的内容。[52]同前注[6]，袁庆明书，第265页。
国家建构（State Construction）或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是典型的政治学概念。宪法争议有时表现为立法冲突，即法律规范与宪法规范的冲突。
[7]宪法因为在民主政治和法律运用中的特殊地位，而被多种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分析对象。制度化、制度权威、合宪性判断分别指示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运用宪法在国家的民主建设、社会共识凝聚以及宪法争议解决等领域发挥的关键功能。
它们是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普通法，再到明确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此时宪法所发挥的主要功能是制度权威的塑造功能。特别是在需要做出合宪性判断的领域，却往往使用民主回应性的方式做出决定，使得宪法功能可以跨领域通约，缺乏限定性。如何在多元的利益主体间形成社会共识，是使社会冲突和变革维持在可控范围内的价值观基础。
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通过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使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显著提升，形成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但是，考虑到《立法法》第99条同时赋予国家机构和公民宪法审查启动权，可以推论后两种宪法争议形式也可以以第一种争议形式间接表现出来。
（三）关于领域的理论界定宪法发挥功能的领域可以有多种划分方式。对于给定的制度目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决定采取何种制度机制解决问题，而不受其它国家机关的干涉。
[33]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抽象概念被写入宪法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制定弘扬传统文化、引导良好社会风尚等方面的法律和政策时，会运用宪法相关条款作为目的正当性的依据。[19]《宪法》第5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37]同前注[35], [英]约瑟夫·拉兹书，第104页。[16]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编：《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案例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3页。[4]任喜荣：《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说理》，载《法学家》2021年第3期。如迪特儿·格林所说的：宪法包含并象征着共同性，在其中，各种信念的追随者以及各种利益主体体会到统一的感觉，因此，宪法描述了政治体系的同一性，并促进了社会的整合。
其二，根据宪法关系的客体或者对象进行划分，分为国家权力运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国家法制统一、经济制度确认和经济发展、国家统一和世界和平等，[26]这是将社会关系转化为宪法关系后，对宪法功能领域的法律抽象。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形成公正、有效的宪法争议解决机制是秩序目标之一。
[4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其中，政治领域的制度化功能和社会领域的制度权威塑造功能最受重视。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历年关于备案审查情况的工作报告披露，每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都会收到数量不等的审查建议，其中2020年共收到公民、组织提出的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范围的审查建议3378件，[53]这个数字在2018年为112件，[54]2019年为138件。有些制度诉诸宪法中的基本政策条款获得目的正当性。 |
首页>>育儿 
